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，一生中两次辍学，初中数学考30分，高中没念完就另谋出路，而父亲钱学森却不闻不问随他去，但钱永刚依旧说：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。
1955年，一艘邮轮从美国驶向中国。船上有个7岁的男孩，名叫钱永刚。他跟着父母踏上归途，心里头对“祖国”这两个字还没什么概念——在美国长大，满嘴英语，中文大字一个不识，连“你好”都说不利索。
刚回到国内，生活上到处是坎儿。钱永刚和妹妹习惯了喝冰牛奶，看见桌上冒着热气的牛奶杯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父亲钱学森瞥了一眼，轻飘飘丢下一句：“放凉了再喝不就得了。”就这么简单，不替他们想办法，也不替他们着急。这就是钱学森的育儿路子——不手把手教，让孩子自个儿琢磨。
日子久了，中文倒是学会了，可英语也忘得差不多了。钱永刚后来笑自己，这叫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”，但那时候，没人替他规划什么，全凭自个儿扑腾。
上学之后，压力就来了。顶着“钱学森之子”的名头，全校师生都盯着他，想看看这位大科学家的儿子能考出什么惊人成绩。结果一张数学竞赛卷子发下来，他考了30分。那红彤彤的“30”像在当众抽他耳光，他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
可回到家，父亲看了一眼分数，脸上没起波澜，嘴里也没蹦出半句训斥的话。钱学森只是淡淡地说：“生活里的考题，你大多都没学过。懂了这个道理，这分数就没白丢。”这话听着云里雾里，钱永刚当时根本没往心里去，但很多年后他才咂摸出味儿来——父亲打从一开始就不在乎纸面上的那些数字，在乎的是人能不能在“不会”面前站直了。
1966年，钱永刚做了一个让身边人都没想到的决定：高中不念了，去当兵。那年头当兵是光荣，但从名校辍学去参军，多少有点“离经叛道”。他回家跟父亲一说，钱学森没拦，也没劝，就点了点头：“既然决定好了，那就去闯吧。”以钱学森当时的地位，要是帮儿子说句话，安排个好位置轻而易举，但他没有。他甚至连“在外面好好干”这种嘱咐都没多说，好像儿子就该自己去趟路。
军营里可不认什么“钱学森的儿子”，只认你能不能吃苦。钱永刚卯足了劲儿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，训练场上从不偷懒。几年下来，论成绩他稳居第一，入党、评优，按理说都是板上钉钉的事。
可偏偏因为“那种特殊阻碍”——具体是什么，大家心知肚明——名额一次次跟他擦肩而过。更荒唐的是，有一回他被调离连队，仅仅过了两个星期，荣誉就落到了第二名头上。这个时间差，像一记耳光，明晃晃地告诉他：你再拼也没用。
憋屈吗？憋屈。但钱永刚硬是没跟父亲提过一个字。偶尔跟母亲诉诉苦，他也点到为止。他心里有杆秤：父亲肩上扛着国家大事，自己这点委屈，不能拿去分他的心。
十年军营生活，把一个毛头小伙磨成了而立之年的汉子。1977年，高考恢复的消息像一声惊雷，劈开了他心底那团快熄灭的火。30岁的钱永刚捡起丢了十年的课本，白天干活，晚上点灯熬油地复习。底子薄、年纪大、时间紧，哪一样都够人喝一壶的，但他硬是咬着牙闯过了独木桥，考上大学。
进了校园，坐在满屋子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中间，他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大龄插班生”。有人拿异样的眼光看他，他不在乎；有人问他后不后悔当年辍学，他说不后悔，路是自己选的，每一步都算数。
大学毕业后，他又远渡重洋去深造。等学成了，他没犹豫，跟当年父亲回国一样，收拾行囊就回来了。他没想过要攀到父亲那样的高度——那种“神级”位置，不是靠努力就能够着的。但他学会了像老黄牛一样，稳扎稳打地走自己的路，不急不躁。
多年以后，有人问他，顶着“钱学森的儿子”这顶帽子，是不是活得挺累？他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要不是钱学森的儿子，没准混得更舒坦。”可话锋一转，他又认真起来：“但我父亲，绝对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，一个非常开明的慈父。”
这话听着像矛盾，其实是理解。钱学森这一辈子，没给儿子开过一次后门，没替他铺过半块砖，连考30分都不骂一句。但他教会了钱永刚一件事：人这一辈子，真正要面对的考题，大多在课本之外。那些纸面上的分数、那些一时的得失、那些不公平的遭遇，都只是生活“毒打”你的方式。你能不能在挨了打之后还站得直，能不能在没人扶的时候自己找到路，才是真本事。
30分试卷上那句淡淡的安慰，参军决定时那个轻轻的点头，十年不公背后那场无声的沉默——钱学森这些“不作为”，恰恰是一个父亲最高级的作为。他不是手把手的“辅导员”，但他是把路指给你、让你自己去闯的“引路人”。这种爱，厚重，含蓄，不声不响，却渗进了骨子里，让钱永刚走完大半辈子之后，能挺起胸膛说一句：我父亲，非常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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